记者：从全球来看，我国宽带网络的速度和资费究竟处于什么水平？
邬贺铨：我国宽带网络发展，历史欠账较多，但从2013年国务院发布《“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之后，我国宽带发展进入快速提升阶段，但是距离全球领先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根据美国Akamai公司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固定宽带平均网速全球排名82位，还有一个数据的排名更低——人均国际干线带宽。2013年，全球平均52kbps，中国平均4.3kbps，非洲平均8kbps，中国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仅为非洲的一半。
不过，还应当看到的另一个客观事实是，2013年中国人均GDP排名全球第八十六位。对比网速排名第八十二位来看，我国宽带网络发展与经济发展处于同一水平线。网民希望我国网速媲美发达国家，远远超出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不够现实。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差异较大，用整个国家的均值与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相比，也是不科学的。事实上，北上广这些城市的宽带网速单独拿出来排名，都会比较靠前。
记者：近期，3大电信运营商推出“提速降费”举措后，不少网民并不买账，觉得没诚意，您怎么看？
邬贺铨：对“提速降费”的要求，电信运营商的响应还是很及时的，也有一定力度。网民的不满主要针对资费。可以看出，网民对移动业务的关注高于固网业务，对资费的关注高于网速。有些网民表示，不需要速度那么快，只要降价就行。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运营商此次降价力度虽然不小，但主要是针对高速网络或高端用户。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低速网络用户占大部分，特别是移动通信领域，现在4G用户占比还不到七分之一。总的来看，主要是广大低消费用户认为实惠不够。
至于运营商是否有诚意，现在说还为时过早，“提速降费”不能一蹴而就，运营商承诺的时限是2015年年底，现在还有6个多月的时间，网民不妨多些耐心。提速降费也不是电信运营商单独层面的事情，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国务院《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指导意见》，对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环保部等部委以及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具体工作安排和分工，政府还提出开放宽带接入市场，引入民营资本，促进竞争，现在关键是《意见》能否落实到位、何时落实到位。而且，在宽带“提速”中，互联网企业也要担负起责任。运营商的网络速度提升了，如果内容服务商依然存在服务器流量和中继线带宽的瓶颈，用户的上网体验也不会好。
记者：大规模宽带普及提速，需要5至7年甚至更久的投资回报周期，在2014年3大运营商全面遭遇“收入、利润下滑”的时期，这对运营商来说是不小的负担，您怎么看？
邬贺铨：提速降费难度是有的，但空间也是有的。首先，提速降费的潜力来自于技术的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建设成本会大幅降价。其次，规模效应让提速降费成为可能。数据显示，目前我国4G用户占移动用户八分之一，3G+4G用户占49%，还有一半的用户是2G用户，移动宽带的发展空间还有很大。建网投资成本虽然很高，但随着网民规模的增加，边际成本将递减。第三，新的增长点会促进提速降费。随着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新业态、新形式的消费形成，也会带动宽带使用率的提升。第四，运营商要从管理要效益。国有企业的改革会遇到一些体制约束，但国家正在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机制体制上可能有一些突破，这对运营商将是机会。
记者：那么，“提速降费”对运营商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
邬贺铨：对运营商来讲，“提速降费”是难得的发展机遇。虽然一段时间老百姓对运营商的态度褒贬不一，但宽带越来越受到政府和老百姓的重视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过去因为用户对于宽带提速的热情不高，对于光纤到户的改造有所抵触等，造成了光纤到户的覆盖用户数与实际用户数严重不匹配，制约了宽带的发展。另一方面，宽带网络不被社会重视，其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被忽略，进入小区难、入户难是宽带建设的难点。宽带中国战略中提出宽带网络是国家战略性的重要基础设施。国家也明确表示，支持建设国际干线、建立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利用无线频率占用费等来补偿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网络建设投资。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常态，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互联网+”战略应时推出。首先，基于互联网的创业和创新，门槛较低，对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和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平台，可以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新的领域创造新的业态。必须看到的是，宽带网络作为国家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正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落实“互联网+”战略的根本与基石，而“提速降费”是国家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对宽带网络的要求。运营商更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发挥在数字消费、拉动信息产业链发展、扩大就业中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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