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仆颠倒
1963年的《仆人》(The Servant)是一部令人难忘的电影。该片无情地剖析了德克·博嘉德(Dirk Bogarde)扮演的阴险男仆，与詹姆斯·福克斯(James Fox)扮演的风流主人之间的关系。男仆找到了主人的弱点，玩起了主仆颠倒的游戏：故事的结尾，谄媚的福克斯衷心服侍起了高傲的博嘉德。这部电影是鞭挞了哈罗德·麦克米兰(Harold Macmillan)统治下的英国阶级结构。但今天重新回顾这部影片，很难不联想到另外一段令人忧虑的关系——职场人士与他们的智能手机。
智能设备很有用，它们将全球信息汇聚在我们的指尖。它们让人们可以在家里工作，而不必每天与身上散发着汗臭的陌生人一起挤地铁。对于想要灵活支配工作时间的父辈们而言，这是巨大的福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还可以提高效率，帮助人们充分利用排队买咖啡这样原本可能被白白浪费的闲暇时光。它们甚至可以创造一种假象，让一个懒虫看起来像是在熬夜工作，具体做法则是通过设置，在凌晨一点发出一封电子邮件。
但对多数人而言，仆人已经变成主人。不久前，只有医生需要随叫随到。而如今，所有人都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老板会不假思索地侵犯员工的休息时间。虽然偶尔也有家庭琐事会被带到办公室中，但数量远不及工作对家庭的侵扰。原本心智健全的人会不停地查看智能手机，就连饭前喝口水的功夫都不会放过。晨起后的第一件事和晚睡前的最后一件事，都变成了发电子邮件。
原因探究
智能手机容易上瘾是原因之一。品牌营销专家马丁·林斯特龙(Martin Lindstrom)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想找出十种对人影响最大的声音。他发现，手机震动排名第三，仅次于英特尔的广告乐曲和婴儿的笑声。黑莓和iPhone凭借着众多优点无情地吸引着我们。无论何时，只要你查看一下这个闪光的方块，便很有可能看到客户的留言或老板的邮件，至少也会看到一个尼日利亚人发来的诈骗邮件：只要你向他提供银行信息，就可以给你100万美元。智能手机已经成了误事的最好借口。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从未因为要逃避更多工作而删除过邮件？
超连接(hyperconnectivity)加剧了现代办公领域最具破坏性的一些趋势：确定性的下滑(随着组织放弃官僚制度，转而向灵活组织结构发展)、全球供应链的兴起以及对灵活性的普遍推崇。智能手机市场使得管理者很容易在最后一秒改变主意：例如，在晚上11点发邮件给下属，让他们第二天必须飞来匹兹堡。有了这些令人厌恶的设备，一个时区的管理者可以轻而易举地破坏另一个时区的人的美梦。
员工们发现，上班和下班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真正的工作与纯粹为了不让人闲下来而安排的不必要的工作之间，同样难以区分。高管也感到分身乏术：不仅要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参加各种会议，下了班还要处理大量的电子邮件和信息。
这一切都对职场人士的婚姻和心理健康不利，甚至还会对企业产生影响。当老板可能会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时，就很难制定未来计划。已经有多份研究验证了一个常识：如果不被持续打断，人们的思考就能更加深入。
解决方案
怎样才能不被智能手机打扰？如何才能在不被奴役的情况下从中获益？“数字节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正如垃圾食品的泛滥迫使人们遵守更严格饮食习惯一样，垃圾信息的泛滥同样要求人们遵守更严格的浏览习惯。饭前不看信息可以让我们重获一丝文明的感觉；周末或周四不发短信可以让iPhone明白，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但问题在于，除非你生活在荒岛或湖底，否则这种方法很难奏效。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与智能手机共眠》(Sleeping with Your Smartphone)中，哈佛商学院教授莱斯利·珀洛(Leslie Perlow)认为，对多数人而言，要打破这种全天待命的习惯，唯一的方法就是共同努力，而非各行其是。
她通过一个故事告诉人们：作为全球最繁忙的组织之一，波士顿咨询集团是如何更好地管理“超连接”的。该公司推出了一系列规则，细化了员工何时可以无需待命，并鼓励他们共同实现这一点。很多强势的咨询师起初都嘲笑这种做法——他们认为，只有懦弱的人才会关掉智能手机。但最终，通过减少员工的透支度，该公司的工作效率反而得以提升。
珀洛的建议应当得到重视。随着智能手机越来越智能，加之年青的数字一代逐渐走入职场，超连接的问题只会日益恶化。人们将更多的生活托付给智能手机，就像福克斯将越来越多的生活交由博嘉德打理一样：如今，你可以下载个人助手(例如苹果Siri)，让它告诉你日程安排，也可以利用虚拟个人教练催促你多锻炼。英国电信监管机构Ofcom表示，有超过60%的青少年智能手机用户对这类设备“非常上瘾”，成年人的比例约为37%。
智能手机速度越快，应用的吸引力就越大，用户也就越容易上瘾。夫妻之间要摆脱这种困境，可以直接把手机扔到窗外或马桶里。但归根结底，要让所有人都时不时地摆脱智能手机的奴役，只有比智能手机更智能的公司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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