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3G（第三代移动通信）及其牌照发放的讨论非常热烈，中外企业界、学术界人士分别在媒体发表观点，阐释各自对3G的理解与预期。这些观点，集中反映了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立场的机构和社会人士对3G不同的希望，也从侧面反映出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标准之争，归根到底是政治、经济利益之争。
作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移动通信领域新一代技术标准的应用，不仅可以为制造商和运营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可以为配套产业（如半导体、微电子、设备制造、原料、精密仪器加工、芯片、软件）的发展提供新的引擎。因此，3G的应用与普及已不仅仅是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问题，它直接关系着我国能否以此为契机摆脱一代、二代跟踪、模仿欧美技术的被动局面，它直接关系着我国通信产业整体发展的质量和与国外企业竞争的格局，它直接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未来发展的速度，甚至，直接影响着我国能否“抓住21世纪的头20年，全面建设富裕的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如何在第三代移动通信发展中实现中国利益最大化，如何在3G时代带动一大批优秀的、高素质的民族企业实现腾飞，是每一位中国人（不单是我们的政府）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认为，要在3G时代实现中国利益最大化，我们首先要设身处地地为运营企业、制造企业和用户着想，以良好的政策环境保障3G在中国理性、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运营业
在保障运营业健康发展的前提下，要实现中国2G用户向3G的平稳过渡，四个因素必不可少：其一，3G技术成熟稳定，3G终端不存在颠覆性障碍（如手机待机时间过短，持续通话电池发烫）；其二，是中国运营业已经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3G运营模式和成熟、稳定的赢利主业，即杀手锏业务；其三，多用户的规模效益和差异化的服务项目；其四，有国内企业参与的多厂家的供货环境（其中国内芯片制造企业不少于4家，手机制造企业不少于10家）。
目前，我国传统的移动运营商在2.5代上的投资还远没有收回，GPRS和CDMA1X等技术所承载的大量数据业务功能由于市场需求、经营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尚未投入应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迫于竞争的压力而不得不贸然上3G，那么，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建网成本就会使运营商立即面临巨额的现金压力。如果中国3G不能在短期内形成多用户的规模效益，那么，高额的运营成本和早期的建网费用无疑会将运营商拖入大规模亏空的恶性竞争的深渊。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2003年前三季度，对国民经济贡献率突出的三个产业分别是石化、电信和冶金。而石化和冶金行业的利润率提高，主要是受到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可见，目前电信行业的成长还是被看好的。尽管运营商的ARPU（单用户平均收益）在近几个月持续降低，但事实证明，2代和2.5代的业务在中国的发展空间还是相当广阔的。目前，我国手机的普及率为20％左右，但就是这个占全国人口20％的人群，对手机的需求也主要来源于通话和短消息服务，相对而言，高资费的数据业务的需求能否真正形成中国3G的规模购买力，还需进一步验证。
制造业
如果中国能够借3G之机实现中国通信制造产业的整体性崛起，以下几个条件不容忽视：首先，是我国企业掌握了3G核心技术；其次，是我国企业能够基本占据3G产业链的所有环节，即整体性突破；再次，同样是有国内企业参与的多厂家的供货环境；最后，是民族通信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由大唐代表我国提出的3G国际标准TD－SCDMA，是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大国际标准之一。目前，TD－SCDMA的产业已经形成，包括大唐、中兴、华为、普天在内的几十家国内企业和西门子、北电网络、飞利浦、三星、意法半导体等数家国际知名公司也投身于TD－SCDMA的产业化推动并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TD－SCDMA所蕴涵的巨大产业能量吸引了国内外投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TD－SCDMA产业联盟最新公布的研发进展显示，TD－SCDMA标准商用化的准备工作可以在2004年基本就绪。由于3G在全球商用的整体性推迟，中国借3G之机实现民族通信产业的整体性突破有极大的可能性。中国因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而长期为国外制造企业“打工”的局面将得到根本性改观。
很难想象，联通的二期招标，没有中兴等国内企业的参与，中国运营商会多支出多少费用。更难想象，如果没有波导、厦新、TCL等国内手机品牌的异军突起，中国消费者购买手机会多花多少钱。这里，我们在谈价格的同时更要谈价值。我们不仅要借3G的机遇为我国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更重要的是，我国企业要借历史机遇锻炼队伍，积累经验。尤其是对TD－SCDMA标准有所投入的企业，要在这一国际标准的带动下，进一步优化企业结构，合理配置企业资源，将研发、市场、管理、知识产权、资本运做等工作高效、优质地统一起来，一层一层地磨练队伍，积极沉淀。最终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水平。从这个意义来讲，3G的意义远远大于3G本身。
用户
从欧洲发展3G的经验来看，3G用户的整体年龄层偏低，消费者对3G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多元化和差异化的趋势。中国发展3G，同样应当重视前车之鉴。首先，以多媒体为特点的3G数据服务功能要与市场需求相契合。更优质的话音质量和个性化的应用模式是运营商争取3G消费群体的基本前提。其次，合理的资费也相当重要。就中国目前人均消费水平而言，如果三大3G国际标准同时在中国被应用，而用户又希望实现互联互通和国际漫游，那么，多模移动终端所衍生的费用会不会被消费者所接受，运营商有没有既定的解决方案，都是用户所关心的话题。
政策环境
业界公认，中国政府对3G所采取的策略是理性、务实和积极的，全球性的3G泡沫没有在中国泛滥也与我国政府的稳健举措息息相关。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我们坚信我们的政府有能力在积极贯彻开放、公平、公正、公开的WTO原则的前提下，科学引导，合理布局，使中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3G发展道路，并在知识产权、TD－SCDMA标准产业化、发放3G牌照、完善政策法规环境等方面取得战略性成功：
首先，扫清知识产权障碍。我国政府和电信主管部门可以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包括相关部委和企业），深入研究3G知识产权及专利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情况。深入掌握国内企业所拥有的3G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从大局出发，统一协调各个企业，整合我国知识产权资源，合理布局，积极督导，坚决避免重蹈我国在DVD和数码相机领域的覆辙；同时，政府加大力度，进一步提高民族企业知识产权意识，加强知识产权的立法，简化企业专利申报和政府审批程序，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以知识产权为纽带的民族企业集体腾飞之路。
其次，大力推动TD－SCDMA标准的产业化，使TD－SCDMA标准尽可能在国内实现广泛应用。只有这样，我国才有砝码实现与欧美利益集团的战略制衡并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通信产业利益；同时，政府应协调各方面的资源加大对TD－SCDMA的投入，以更明确的信号增强企业对TD－SCDMA投资和研发的信心。必要的情况下，我国可以通过设立TD－SCDMA国家基金的途径，在政策调控、资金、智力资源、产业配套等方面给予TD－SCDMA以支持。
再次，要适时启动3G市场（以目前的条件，至少不应早于2005年）。从一定意义上讲，牌照发放的时机影响着我国制造企业与国外企业竞争的格局，并影响着我国在3G及3G后时代移动通信产业的战略地位。我们相信，我国政府会充分考虑技术、市场、应用、设备成熟度等多方面的因素并借鉴欧美经验，适时启动中国3G市场。
最后，要加强政策宏观调控力度和完善政策法规环境。为中国运营业、制造业走向高素质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提供政策保障。
总之，第三代移动通信产业在中国的发展为我国制造业、运营业及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作为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面对这一高速发展的产业，我国决不能再让二代的历史———国内企业设备采购市场占有率不足5％的局面再在3G重现。我国政府，一定会充分考虑好运营商、制造商、用户和政策环境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前件下启动我国的3G市场，创造性地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移动通信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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