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科所属大唐移动高级技术专家、国际电信联盟5G评估组主席彭莹
上世纪70至90年代，中国专家每每参加有关移动通信国际标准化大会时，其状态常常被外国专家戏称为“3S”：Silence（沉默）、Smile（微笑）、Sleep（瞌睡）。足见当时中国在通信技术标准上话语权之弱。
的确，谁主导了移动通信技术标准，谁就主导了话语权。1G时代，作为移动通信开天辟地的时代，群雄逐鹿，最终美国凭借AMPS模拟移动通信系统占尽了优势。而彼时的欧洲通信技术因为无法实现全球漫游，走出国门就不能用，加上成本偏高，导致整个市场份额低下。于是，欧洲几大通信巨头决定共同研究，立志于让全球的移动电话共同使用一个移动通信技术标准。
1991年，欧洲开通了“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采用了时分多址技术（TDMA），在传输速率和开放性上完胜1G模拟通信，很快便成为2G时代的主流标准。
“1G时代，中国没有参与，2G时代，尽管中国没有参与标准的制定，但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当时中国也有厂家可以生产设备，但核心技术是别人的，附加值也都是国外的。”中国信科所属大唐移动高级技术专家、国际电信联盟5G评估组主席彭莹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当时，老一辈通信人就提出我们必须要参与甚至主导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制定，如今回望，当初他们的决定真是高瞻远瞩。”
“中国要发展自己的移动通信标准”
1G、2G时代，造就了闻名世界的高通、诺基亚、爱立信等全球通信业巨头，而此时的中国在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上还是空白。
1997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开始征集3G技术标准。当时的信产部在北京西北角的香山举行了一次专家研讨会，内部讨论决定要不要向ITU提交中国的技术方案。大部分人都反对，认为这是西方人玩的把戏，而且国内没有半点技术积累，别说要成为全球标准，就那几百页的英文文本，连开头都不知道怎么写。
但从长远来看，增加话语权确实应该做，否则未来局面会变得非常被动。最后，信产部领导一锤定音：总有第一次，总得试一试。信产部认为能搞出来最好，搞不出来至少也积累了一些与国际对手打交道的经验。
经过政府和专家的深入讨论，制定并提交中国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重任落在了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即大唐电信集团）身上，1998年6月，在3G技术标准提交“关门”前的最后一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向ITU提交了TD-SCDMA通信标准技术方案。
很多国家都没想到，在原有的几大标准之外会再杀出一个标准，而且是来自此前在移动通信标准领域几乎没有任何建树的中国。ITU最初的目标是统一成一种3G标准，在中国提交标准提案之前，已经基本形成了欧美两个强大的阵营，再加上其他10多个相对较弱的标准提案，中国的形势不容乐观。
经过多方努力以及大唐自身在标准上的逐渐完善，1999年11月5日，3G技术委员会宣布TD-SCDMA被写入建议书。2000年5月，ITU全会在土耳其召开，经投票表决，由中国提出的TD-SCDMA系统，与欧洲提出的WCDMA和美国提出的CDMA2000同被列为国际3G三大标准。
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是在技术协议的标准化和产品化上。
在1999年9月份的一次会议上，中国提交了一篇文稿，希望TD-SCDMA能在第三代伙伴计划（3GPP）中标准化。这次会议接受了大唐电信集团提出的1.28M的TD-SCDMA码片速率，这意味着TD-SCDMA标准化开始步入正途。2001年3月，TD-SCDMA标准最终还是被3GPP接纳，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可商用国际标准，与欧洲WCDMA和美国CDMA2000三足鼎立。
“移动通信标准，一来事关国家信息安全，二来是利益考量。老一辈电信人排除千难万险，从零开始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这种开拓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彭莹感慨万千。
ITU是联合国的重要机构之一，主管信息通信技术事务，负责分配和管理全球无线电频谱与卫星轨道资源，也制定全球电信标准。其成员包括193个成员国，涵盖各公司、大学、国际组织以及区域性组织在内的约900个成员，其中最主要的成员就是国家成员。
“国家成员提出一个技术标准，就说明了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在支持这个技术标准，也意味着这个标准只要有市场就有落地的可能，而中国无疑具备强大的市场优势。”彭莹说，“TD-SCDMA标准就诞生在我国标准队伍的建设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做技术标准的人才和骨干。其实不管TD-SCDMA标准是否成功，至少中国勇于迈出了第一步。”
4G时代，中国成为决定性力量
经过了3G标准的制定和被认可，中国在国际中的话语权也逐步扩大，我们探索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实现可持续发展，TD-SCDMA才不是“昙花一现”。
“中国并没有因为市场成长空间尚未明晰就放弃对技术更高地的占领。因为谁丢掉了4G技术的高地，谁就将在下一代通信技术市场中被淘汰出局。”彭莹如是说。
4G时代，彭莹从旁观者变成了亲历者。自2008起，彭莹持续参加ITU以及3GPP国际标准会议，并深度参与4G技术标准化的工作。2009年至2011年间，彭莹担任大唐电信集团LTE及其后向演进系统标准化项目- 4G（IMT-advanced）候选技术提交项目的标准化工作负责人，同时还是国际电信联盟无线通信部门（ITU-R）5D工作组标准化工作核心参与者、中国评估组ChEG核心成员以及3GPP LTE-A技术评估及提交的重要参与者。
2010年10月，在国际电信联盟无线通信部门（ITU-R）5D工作组国际移动通信工作组第九次会议上，由我国提交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LTE－Advanced技术被列入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4G）草案。这项标准的一些核心技术也是由大唐电信集团主导提出，历经数年而成。两年后，TD-LTE-A被国际电信联盟确定成为4G国际标准，正式成为两大4G国际标准之一，中国也成为4G技术标准中的决定性力量。
此时的彭莹全程参与进ITU 4G技术评估、提交、正式技术文件制定的全部工作，以及3GPP和ITU会议流程与组织间标准接口工作。而这些评估和提交工作对于TD-LTE-A作为4G技术成功通过起到积极且至关重要的作用。
“4G国际标准提案的尘埃落定让所有人都短暂地松了口气。”彭莹回忆道，“这标志着在标准的技术层面，我们与欧美的竞争告一段落。但这并不等同于结束，更像是一个新的开始。标准是一个起点，最后检验它的还是市场。”
事实上，当时关于4G的竞争，已从标准之争转向产业之争。产业之争体现在要用何种模式和方法来布局4G、打造4G……这段经历让彭莹对移动通信技术标准领域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成为她当选国际电联5G评估组主席的契机。
2016年2月，国际电信联盟无线通信部门（ITU-R）5D工作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球55个国家的200余名专家在为期9天的会议中全面研讨了5G候选技术的征集以及评估工作的整体流程。在这次的会议上，时年36岁的彭莹经中国政府提名、ITU严格的选拔，与韩国代表共同成为ITU 5G评估组主席，主持未来的5G候选技术评估工作。
“这一职位，非常看中当选者背后企业以及整个国家的实力。”彭莹说，“我们国家这么多年对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投入，发挥出了巨大的力量。这次当选也证明了国际上对我们国家标准工作上的贡献以及能力的认可。”
5G时代，中国具备了引领全球的实力
2017年12月，在国际电信标准组织3GPP RAN第78次全体会议上，5G新空口NR首发版本正式冻结并发布。这是全球第一个可商用部署的5G标准，比原计划提前6个月完成，而中国也是参与其中的“总设计师”之一。
中国倡导的5G概念、应用场景和技术指标被纳入ITU的5G定义，中国企业提出的灵活系统设计、极化码、大规模天线和新型网络架构等关键技术也已成为国际标准的重点内容。无疑，在5G标准上，中国具备了引领全球的实力。
“3G时代有三大平行技术标准，4G时代有两大技术路线，而到了5G时代，我们在做标准初始又有了和3G时代一样的想法——标准统一，但竞争依旧很激烈。”作为评估组主席，彭莹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据彭莹介绍，今年6月的ITU会议是候选5G技术提交的截止会议。“后来我们发现，提交的5G技术方案中不只是来自3GPP一家，这是我们最初没想到的。”
“确认提交只是一个入门槛，提交的技术方案是否能满足ITU规定的5G技术要求会由我们评估组来做技术判定，通过现在的步骤，提交方案将变成候选方案。对于候选方案我们同时开启第三方评估以协助ITU，ITU也非常希望借助全世界力量去做这个事情，第三方最终评估将在2020年2月截止。”
据彭莹透露，今年12月ITU将专门召开技术组会议和评估workshop用于5G技术评估，接收候选5G技术的第三方评估的中期报告，查看各方提交的技术能达到的性能程度。这些标准候选技术还要接受ITU的持续评估。“2020年2月只是第三方评估组提交其评估报告的截止时间，同时ITU本身也一直在进行对于候选技术的评估判定以及协调工作，ITU给出最终判定结果的时间会在2020年6月。届时会对哪些候选技术真正满足5G所有要求作出最终结论，这些合格的候选技术将成为IMT-2020（5G）技术并将对应发布全球核心标准。标准原定的发布时间是2020年10月，但考虑到现在各国的标准化组织需要有标准转化时间，因此，最终标准发布的时间推迟到2020年11月。”
“标准之争愈演愈烈。因为标准不仅必须有强有力的经济实力为后盾，而且标准本身也是一个国家在技术先进性和市场实力方面的体现。”彭莹总结道，“所以，在移动通信技术标准这条赛道上，我们能做的只有继续前行。”
来源：《中国报道》
记者：张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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